高尔基在《我的文学修养》中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写道：“在巴尔扎克的《鲛皮》（按通译《驴皮记》）里，看到银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会那一段的时候，我完全惊服了。二十多个人们同时在喧嚷着谈天，但却以许多形态，写得好像我亲自听见。重要的是——我不但听见，还目睹了各人在怎样的谈天。来宾们的相貌，巴尔扎克是没有描写的。但我却看见了人们的眼睛，微笑和姿势。我总是叹服着从巴尔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国人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对话的完全。”大师的眼睛不会打盹，作品中深蕴的匠心与功力，总会被相知者品藻出来。今读这段文字，仿佛仍在听到高尔基面对巴尔扎克的著作时发出的由衷赞佩的轻轻喟叹。
《我的文学修养》是鲁迅翻译的，他在译后写下了相同的感受。他说：“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物来的。”他还进而联想到：“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语言是心灵的窗口，更是人们个性的外壳。在湍急的时间和莫测的空间的同谋之下，不同的人说出的话亦呈现出各异的特征，就跟吐出的空气一样各不相同，而且，永远无法复制——当然，重复具体的辞句是可能的，但环境的迁移却使它们的意义发生了奇妙的改变，这就是语言神妙之所在。文学在不同的人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人物语言的微妙细节总是不约而同地在高超的文学家手中呈现，就像证据仿佛只为高明的侦探而存在。小说里的对话是勾勒人物精神线条的一个简洁而有效的途径，真正优秀的小说家用不着费尽心机地描述人物的经历和话语的背景，更毋须大段的旁白——当下许多晚生代小说家长于此道，是因为他们的功力不够，在他们唾弃大师之前，远没有达到大师的高度。对话是最能分辨出作品成色的试纸。
古典小说中，《红楼梦》的对话最好——即使不看面孔，我们也绝对不会将小布尔乔亚的林黛玉同团支书似的薛宝钗混淆起来。现代作品中，最讲究对白的是老舍。凸凹的《慢慢呻吟》之所以在目下获得成功，一半得归功于其对话的魅力，尽管那些都是村人土语，却仿佛整个生命中的苦痛与欢欣，都在张口闭口之间释放，仿佛每字每句，在那特定的时空中都凝结成永恒的人性之花。这样的人物对话，许久不曾读到了。还有，独白也是一种对话，是主人公同自己的对话，比如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精神独白，在黑沉冷凝的夜的底色里颤抖，颇令人感到一种从身体的腔膛深处发出的恐怖哀鸣。
诚然如鲁迅所说，“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出处同上），然而人物的谈吐倘不能表现生命的原生态，那样的文学也必不是成功的文学。王朔、王小波作品中大量利用“文革”语言进行反讽，会让中国读者觉得幽默和深刻，译成外文则未必，但是那种荒诞的状态，我相信卡夫卡是读得懂的——语言的枝叶虽然千变万化，灵魂的根系却在土壤深处相连。什么时候小说中的语言都像托福考试一样标准化了，什么时候文学就不存在了。
尽管文学的本质是反对“标准化”的，然而对文学进行规范却一直没有中断，在中国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更达到极致。主张节制的中国社会似乎总是喜欢整齐划一的规律之美，总是不辞辛劳地削砍个性的枝桠，因为它们“不合规范”，有碍“整体美感”。近来兴之所至，翻阅了这期间的几本长篇小说，报纸社论似的人物对白仿佛使我们进入屡试不爽的万能公式，运算结果看不出丝毫差别。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今天依旧活跃，且文学意识亦有进步，却很难摆脱从前编定的程序的控制，这是他们的宿命。这类情况对于苏联也不陌生，不知高尔基的感受如何。
